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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次旅行我竭尽所能地讲述，之后，初进费城的情况我同样会详尽描述。这样，你就会明白我这一生在费城狼狈的开端与日后在这里的飞黄腾达形成了怎样一种强烈的对比。由于我的日常用品要经海路运来，所以现在只能穿着一身工作服。经过了一路的艰辛，我已经是衣衫褴褛，浑身上下污渍斑斑，旅行袋中装的全是衬衣和袜子，身边没有熟人，更不知该去何处安身。多日来的旅行让我疲惫不堪，腹中饥肠辘辘，但我兜里的全部现金只有一元荷兰币和大约一先令的铜币。我本要将这一先令的铜币付给船主，当作他的旅费，可好心的船主坚决不收，理由是我们一直在帮他划船，可我却坚持给他，两个人就这样僵持不下。一个人在没几个钱的时候反倒比他有钱的时候更慷慨大方，大概正是出于怕被别人看扁的心理吧！

    之后我沿着大街一路闲逛，看见市场附近有一个手拿面包的男孩。我向来把面包当饭，便上前问他在哪里买的，随即按照他指给我的方向快速来到第二街的面包店。我本来想买在波士顿吃的那种硬面包，但费城没有，便说要买三便士一块的面包，谁知他们也说没有，于是容不得我再考虑了，管他货币在这儿值几个钱，管他哪种面包便宜和叫什么，我就要三便士的面包，任何种类都行。没想到的是，他们给了我三个又大又软的面包卷。三便士居然买了这么多，让我惊异不已，但我还是全都拿走了，口袋里装不下，就在腋下各夹一个，一边走一边啃着剩下的那个。

    就这样，我沿着市场街走到第四街，经过里德先生门口，谁知道他将来就是我的岳父，而我未来的妻子正站在门口看着我这副狼狈样。她一定觉得我的样子既尴尬又好笑，这是事实。接着，我转了个弯从板栗街走到胡桃街，一路啃着面包，发现我绕了一大圈后又回到了市场街码头，于是就在靠岸下船的地方猛喝了几口河水。这下我总算饱了，就将剩下的两个面包给了一个妇人和她的孩子，母子二人和我们一道乘船而来，现在还要等船继续前进。

    吃完东西，我又有了体力沿街闲逛。这时，有许多衣着整洁的人都在朝同一个方向走，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跟着他们到了市场附近，原来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教友会会场。我就那样干坐在人群中，四处望了望，没听到人们说什么，只觉得浑身疲惫不堪，很快就睡着了，直到会议结束，有个好心人将我叫醒。这就是我到费城后进入或睡过的第一所房子。

    我又朝着河边走去，沿路不断看着行人的脸，当我发现一位面容和蔼的年轻教友会成员时，就上前询问他有什么地方可以让外地人歇脚。那时我们正离“三水手”的招牌不远，那人就说：

    “就在这儿，这是一个招待外地人的客店，但名声不太好，如果你愿意跟我走的话，我可以为你指一处更好的地方。”就这样，他把我带到清水街的“弯曲旅社”，我在这里吃了午饭。吃饭时，有人跟我搭讪，狡黠地问我问题，似乎从年龄和衣着看出我是个私自出逃的人。

    吃完饭后，困意席卷而来，他们便把我领到床铺边上。我就这么和衣睡下，一直睡到晚上六点钟，他们喊我起来吃晚饭。饭后，我又早早地睡下，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然后，我尽量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准备去见印刷匠安德鲁·布拉福德。店铺里坐着一位老人，正是我在纽约见到的那位老布拉福德，他是骑马来的，因此比我先到费城。于是，他把我介绍给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果然十分客气地接待了我，并请我吃了我早餐，不过最后他告诉我目前他已经新添了人手，因此不会雇用我。同时，他告诉我城里另有一家新开业的印刷店，店主叫凯默尔，可能会需要我。即便那儿不雇用我，他们也十分欢迎我住在他们家，让我做一些零活，直到我找到工作。

    这位老先生表示要陪我一起去见新开张的印刷店店主。当我们见到凯默尔时，布拉福德说：“朋友，我为你带来一位同行，我想你可能会想雇用他。”接下来，凯默尔问了我几个关于印刷的问题，还给我看了字盘，看我如何工作，接着他说很快就会雇用我，虽然这时还没有什么活儿给我做。此时，布拉福德老人并没有表明自己是城里另外一间印刷店店主的父亲，但凯默尔却把他当成了这城里前所未有的最热心肠的人来对待，并和他谈起了目前事业的状况及前景。当凯默尔谈起他有意把城里的大部分生意都揽到自己手里的野心时，布拉福德诱导他深谈，并十分巧妙地提问题，让对方将想法和盘托出，比如依靠什么势力、如何进行，等等。我站在边上听着，立刻觉得他们两位一个是颇具手腕、圆滑老道的行家，一个是纯粹的新手。布拉福德终于留下我离开了，当凯默尔从我这里得知那位老人的身份时，大吃了一惊。

    凯默尔的印刷间只有一台快要散架了的旧印刷机，外加一盘磨损了的小号英文活字，这些活字用来排印阿奎拉·罗斯的挽歌。前文我们提到过罗斯，他是个既聪明又高尚的年轻人，受到城里人的尊重，他是州议会的秘书，同时还是位不错的诗人。凯默尔也作诗，但实在叫人不敢恭维，那应该不叫诗，而是将头脑中的东西直接排成铅字罢了。

    既然没有稿子，只有两只活字盘，而挽歌则需用全部的铅字，却没有人能帮他的忙。于是我设法把他的印刷机（该印刷机他尚未用过，对此他一窍不通）修理了一下，使它能正常工作，并答应等他把挽歌排好后，我就来印刷。然后，我就回到布拉福德的印刷店去了。布拉福德暂时给我安排了一些零活，我就留在那里吃住。几天后，凯默尔叫我去印挽歌。这时，他又弄到了另外两只活字盘，还有需要重印的一个小册子，这就是他要我去做的工作。

    不论布拉福德还是凯默尔，我觉得都不十分称职，前者从未受过专业的训练，文化程度又低，后者虽然有些文化，却只会排字，对印刷一窍不通。凯默尔曾是法国先知派教友之一，十分有能力进行大型范围的宣传活动。现在，他不会表明自己信仰哪个教派，似乎什么教派都信一点儿。他对这个世界很无知，而且我发现，他还挺无赖的。他不喜欢我在他那里工作，又回布拉福德家住宿。

    他倒是有一间房子，但也仅有一间房子而已，没有什么家具，所以无法安置我在他那儿住宿。最后，他把我安置在里德家（前面提到过），原来里德是他的房东。这时，我的行李和衣服都运到了。我想在里德小姐眼里，我现在的样子要比她第一眼见到我时那副狼狈地啃面包卷的样子体面多了。

    现在，我已经开始结识城里爱好读书的青年了，我同他们在一起消磨晚上的时光，十分愉快。我勤奋而节俭，很快节省下一些钱，生活过得还算不错，并尽可能地忘掉波士顿。我不希望那里的人知道我现在身在何处，除了我的朋友柯林斯。柯林斯有我的地址，我曾在写信时请他替我保密。最后，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把我送回了波士顿，这一天要比我预想的早得多。我有一个姐夫叫罗伯特·霍尔姆斯，是一个单桅帆船的船主，往来于波士顿和特拉华之间，当他在费城以南的纽卡斯尔时，偶然间打听到了我的消息，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自从我离家出走后，波士顿的家人对我十分挂念，他们保证，只要我肯回去，一定会善待我，并按照我的意愿安排一切，言辞非常恳切。我给他回了一封信，尽可能详细地说明了我离开波士顿的缘由，好让他相信整件事并不是他想的那样，都是我的错。

    意外的赏识

    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威廉·凯思爵士当时也在纽卡斯尔。当我的回信被送到时，我的姐夫正跟州长在一起，就跟他谈起了我，最后还把我的信给州长看了。州长读完信，问了我的年龄，十分惊异，说从我身上看到了成功的潜质，应当给予鼓励。他说费城的印刷店质量不高，假如我能在那里开业，一定会成功。而且，他愿意为我招揽公家生意，并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尽量帮助我。这些话都是以后在波士顿见到姐夫时听到的，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偶然一天，我和凯默尔像往常一样在窗边干活时，看见衣着华丽的州长和另外一位绅士（后来得知是纽卡斯尔的富兰奇上校）穿过大街冲我们走来，接着就听到了敲门声。

    凯默尔立即跑下去开门，以为是来找他的，但州长表示要见的是我。上楼后，他用一种我十分不习惯的谦虚而又彬彬有礼的态度向我问好，说愿意与我相识，还责怪我为何初来费城没能让他知道。接着，他邀我一同前去酒馆，说本来就打算同富兰奇上校到那里就餐，并尝一尝上等的白葡萄酒。我受宠若惊，而凯默尔则呆若木鸡。就这样，我跟着州长出去了，我们来到了第三街拐角处的酒馆。喝酒时，州长一直劝说我自己开业，并指出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两位大人物都向我保证会竭尽所能帮我招揽公家生意。但我说出了自己的疑虑，即我父亲在这方面可能不会支持我。听到这些话，州长立即要我捎一封信给我父亲，信里他会向我父亲阐述开业的种种益处，他确信自己能说服我父亲。当下，我便决定带着那封信乘坐下趟第一班船返回波士顿。当然，这段时间我必须保守秘密，于是像平常一样在凯默尔的店里工作，州长则隔三岔五地接我去就餐——这让我深感荣幸。你想象不到他是多么和蔼、亲切、态度友好地跟我交谈。

    大约在一七二四年四月底，有一趟去波士顿的船，我便借口探望父亲而向凯默尔辞别。临行前，州长交给我厚厚的一封信，信中全是在讲我的好话，并全力推荐我在费城开业，指出这将使我兴旺发达。我所乘坐的船在进入海湾时不幸触了礁，船被撞出了裂缝，海上风大浪急，船舱里进了水，我们不得不连续不断地往外排水。就这样航行了两个星期后，我们平安抵达波士顿。这时，我离开波士顿已经有七个月了，亲友们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因为姐夫既没有回来，也没有写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我就这样不期而至地站到了大家面前，让他们大为吃惊，但同时我也看到了他们是多么的开心，还为我接风洗尘，只有哥哥例外。

    我到印刷店去看他时，身上的穿着比给他当学徒时考究多了：一身崭新的绅士服装，胸前佩戴一块怀表，口袋里装着五英镑的银币。他只是勉为其难地接待了我一下，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后，就转身去干他的活了。工人们则纷纷向我打听我去了哪里，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是否满意等。我竭力称赞那个地方以及我在那儿生活得如何幸福，并明确地表示还要回到那个地方。还有人问我费城的钱长什么样子，我便从兜里掏出一把银币给他们看，这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奇观，因为波士顿的钱是纸币。然后，我又给他们看了怀表，最后（哥哥的脸上依然阴沉愠怒）我给他们留下一些买酒钱，就离开了。这次造访显然严重地打击了哥哥，当后来母亲提出要我们兄弟俩和好，今后更要情同手足并相互依靠时，哥哥说我在他手下面前严重地冒犯了他，他是永远不会忘记我的过错和原谅我的。不过，他错了。

    父亲很意外地收到了州长的来信，但他几天内都未提及此事。

    姐夫回来后，父亲就把信给他看了，问他是否认识这位州长，并向他打听那是一位什么样的人。最后，父亲谈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这人一定考虑不周，否则不会让一个还差三岁才成年的孩子去开业。姐夫则十分赞同这项计划，但父亲最终还是否决了它。接着，父亲给州长写了一封措辞委婉的信，感谢他对我善意的帮助，同时拒绝了他帮我开业的好意。因为在父亲看来，我还太小，根本无法承担此项重任，何况开业的费用也过于巨大。

    那时，我的朋友柯林斯在邮局工作，当他听到费城的情况时十分兴奋，决定也要到那里闯一闯。在我等待父亲做决定期间，他已经从陆地出发到罗德岛去了。他把收集到的许多数学和自然哲学书留了下来，让我把这些书连同我的书一同带到纽约，他在那里等我。

    父亲虽然不赞成州长的计划，但还是十分高兴我能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获得大人物的赏识，而且也十分欣慰我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靠着勤奋和细心打理好自己的生活。因此，当他看到我和哥哥之间已经没有和解的余地时，便同意我重返费城，并嘱咐我要尊重当地人，切忌讽刺和诽谤，在他眼里我总是乐于那么做。他还鼓励我，只要不断地勤奋和节俭，我在二十一岁时差不多便能积蓄足够的开业资本了。到了那时，如果剩下的部分差不太多，父亲表示会帮助我。除了从父母那里得到的一些小礼物，这就是我这次回去所收获的全部。不过同上次离开所不同的是，当我登船重返纽约时，我得到了他们的同意和真诚的祝福。

    帆船停在罗德岛的新港，在那里，我探望了兄长约翰，他早已成家并在那里定居多年。约翰热情地招待了我，从小到大他总是那么疼爱我。他有一个叫维龙的朋友，住在宾夕法尼亚，这人欠他三十五镑，约翰希望我帮他讨回来并替他保管，直到他通知我如何汇寄给他。于是，他给了我一张汇票，但这件事后来带给我许多不便。

    在新港，我们的船上又多了不少到纽约的旅客，其中有两个结伴而行的年轻女子，还有一个不苟言笑的管家模样的教友会妇人以及她的随从。我表示十分乐意为她效劳，这给她留下了好印象。因此，当她看到在那两个年轻女子的引导下，我和她们的关系日渐亲密起来时，她将我拉到一边对我说：“年轻人，我看你身边既没有朋友，又不谙世事，不懂得年轻人容易上当的把戏，十分替你担忧。相信我吧！那两个年轻女子不是什么好人，我从她们的举止中就可以看出来，如果你不提高警惕，她们就会给你设下陷阱。你跟她们素昧平生，出于对朋友的关怀，我建议你不要再和她们来往。”一开始，我并没有觉得那两个女孩子有坏人的迹象，她就用她所观察到的一些我不曾注意的事来奉劝我。我感谢她的提醒并答应照她的话去做。当我们到纽约时，两个女子告诉我她们的住址并邀请我去看望她们，但我回绝了，这么做显然是对的，因为第二天船长就发现有人从他的舱房里偷走了一只银勺和其他一些东西。船长知道那两个年轻女子是妓女，就拿到了搜查证去搜查她们的住所，最终找回了失窃的物品，并使那两个女贼受到了惩罚。在整个航行过程中，虽然我们的船有惊无险地避开了一块海底礁石，但我想能避开那两个女子对我来说更重要。

    我年轻的朋友们

    在纽约，按照事先约好的，我找到了先我一步到达纽约的朋友柯林斯。柯林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亲密无间，我们读同样的书，但他比我有更充裕的时间去读书和钻研。在数学方面，他简直就是个天才，远远胜过我。住在波士顿时，我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是在跟他的聊天中度过的，那时他还是个滴酒不沾、勤勉正直的小伙子，当地不少牧师和绅士都对他十分看重，说他今后会有一番作为。然而，在我离开波士顿的那段时间，他竟染上了酗酒的恶习，从他的表现和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情况看，他到纽约后也是天天喝得烂醉如泥，而且行为愈发的怪异。他甚至迷上了赌博，把钱输了个精光，以致我不得不替他承担住宿费用，以后他去费城和住在费城的所有费用也都成了我的负担，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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