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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费城后不久，梅莱迪斯订的铅字就从伦敦运来了，于是我们同凯默尔结了账，在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协商离开了他。然后我们在靠近市场的地方找到一间出租的房子，每年只有二十镑的租金（后来听说涨到七十镑了）。为了节省租金，我们让玻璃匠托马斯·戈德福利一家跟我们同住，共同承担租金，然后还把伙食供应承包给了他。在我们还没来得及打开活字箱，将印刷机拼装好时，我的一个熟人乔治·赫斯就带了一个乡下人到我这里来。赫斯是在大街上遇到他的，当时这个乡下人正打听哪里有印刷店。我们把现金都用在了必须置办的东西上，所以身无分文，而这个乡下人带来的五先令成了我们第一笔收益，就像一场及时雨一样珍贵，这让我们兴奋极了，超过之后挣来的任何一笔钱。

    而我对赫斯的感激之情更是无以言喻，只能以乐于帮助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作为报答了，不然的话我是没有这么热心的。

    任何国家都有预报灾难的预言家，当时费城就有这么一个人，是个很有名气的长者。他外表睿智，说话时神情肃穆，他叫撒缪尔·米克尔。我与他素未谋面，然而有那么一天，他突然站在了我家门口，问我是不是新开张的印刷店青年。我回答他是，他说为我感到惋惜，因为我开业所花费的钱将来都要亏蚀掉。费城是个正走向没落的城市，许多人都已经濒临破产，可是表面现象却正好相反，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房租水涨船高，但这些据他判断都只是一个幻象，而这些幻象很快就会把我们带向毁灭。他又向我详细讲述了当时发生的灾难和将要来临的灾难。等他离开后，我陷入了抑郁中，假如我在开业前认识他的话，可能永远不会开业了。事实上，这位先生一直住在这座他预言将要衰落的城市中，并不断地向人们重复着同样的言论。许多年来，他都没买一所房子，因为一切都将毁灭。不过，最终我还是很欣喜地看到，他以比第一次预言时高出五倍的价格买了一栋房子。

    创办君托社和报纸

    我早该提到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在前一年的秋天。当时，我招揽了很多有才能的朋友，组成了一个相互切磋讨论的社团，我们叫它“君托社”，定于每周五晚上开会。我起草了一个章程，规定每一位社员必须提出一两篇研讨论文，可以是关于道德、政治或自然哲学方面的任何问题。我们在会上进行讨论，然后每隔三个月提交一篇论文，由大家宣讲，题目不限。辩论会由会长主持，目的是探求真理，而不是好胜争辩。由了防止在辩论中出现情绪过激现象，无论赞成的一方还是反对的一方，都应该限制争辩时间，违者罚款。

    首批会员包括：

    约瑟夫·布赖斯特纳尔，公证事务的誊写员，中年，为人善良，待人友好，说话通情达理；喜欢诗歌，见到诗非朗读不可，自己也写一些倒还可以的诗；平时擅长制作一些小玩意儿。

    托马斯·戈弗莱，一个自学成才的数学家，有很深的专业造诣。后来，他发明了一种仪器，现在被人们叫作“哈德里象限仪”。不过，除了数学以外，他对其他领域知之甚少，而且不太擅长和人交往。

    像大多数数学家一样，他要求人们对每个问题都做到绝对精确，对于琐碎的事情，他只会采取两种态度，要么永远否定，要么永远区分，这常常干扰了大家的讨论。不久，他就离开了俱乐部。

    尼古拉斯·斯卡尔，测量员，后来成为测量局局长。他热爱读书，有时也写几首诗。

    威廉·派尔逊，是个鞋匠，却十分爱读书，掌握丰富的数学知识。他从占星学的角度研究数学，后来以此当作笑谈。在这之后，他当上了测量局局长。

    威廉·毛格里治，工艺极其高超的工匠，做事脚踏实地，为人通情达理。

    还有几个人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他们是休·梅雷迪斯、斯蒂芬·波茨和乔治·韦布。

    罗伯特·格雷斯，一位年轻的绅士，十分富有，乐善好施，性格活泼，说话机智俏皮，爱交朋友。

    还有威廉·科尔曼，是某个商店的职员，年龄与我相仿。在我熟悉的人中，他的头脑最冷静、性格最热情、人品最端正、心地最善良。后来成为备受瞩目的成功商人和这个州的法官。在他有生之年，我们的友谊从未断过，长达四十年之久。

    我们的俱乐部持续了将近四十年，无论在哲学、道德还是政治研究方面，都是这个州中最好的学术团体。我们打算讨论的问题，大概在一个星期前就宣读过，这样有利于大家从多方面进行深入思考，发言时也能做到有的放矢，不放过任何细节，同时也有利于培养我们良好的讨论习惯。章程规定，任何问题的讨论都是为了学习，以此避免彼此之间因意见不同而心生嫌隙。正因为如此，俱乐部才能长久地坚持下去。关于这个团体，我以后还会经常提到。

    在这里提到俱乐部的情况，是为了让你知道我从中获益匪浅。俱乐部的成员无一不尽心尽力为我招揽生意，尤其是布赖斯特纳尔，他从教友会给我们拉来一单生意，即印刷该会的会史，篇幅有四十个印张，凯默尔则承印了其余部分。这单生意要价很低，因此工作十分艰苦。成书要对开本，用四号字，标题要用大号长体字。我每天得排一大张，然后梅莱迪斯负责印刷。等印刷完毕后，还要拆版，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准备，因此我常常忙到晚上十一点，有时还要更晚，因为中间不时会有朋友介绍来的一些零散活儿。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每天完成对开一大张的排字工作。

    一天夜里，当我装版结束，认为当天的工作已经完成时，发现不小心弄乱了一个版面，有两页的铅字被打乱了。我当即拆散，重新排版，一直干完了才睡觉。邻居们看到我如此敬业和勤劳，都对我大加称赞，这大大提高了我们的信誉。我还听到有人这样说：在商人的夜间俱乐部里提到新开业的印刷店时，大家都认为会垮台，因为城里已经有了凯默尔和布拉福德两家印刷店了。只有贝尔德博士（多年后，我跟你曾经在他的故乡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教堂见过他）不这么认为，他说：“像富兰克林那样勤奋的人，在他的同行中我还没见过。晚上我从俱乐部回家时，他还在工作；而当第二天街坊邻居还在睡觉时，他已经在工作了。”这番话让不少人深受触动，不久之后就有一位商人找到我们，要我们为他代销文具，但那时我还没有开文具店的想法。

    我这样毫无顾忌地谈论我的勤劳，似乎有点儿自吹自擂，但我的目的是激励子孙后代——当他们读到这本册子时，我要让他们知道正是勤劳推动了我的整个事业，那么他们就会珍惜这种美好的品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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