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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等红茶一磅牙买加酒二加仑

    上等咖啡粉六磅芥末粉一瓶

    巧克力六磅上等熏腿二只

    顶级白饼干五十磅腌舌六磅

    胡椒半磅米六磅

    顶级白甜酒一夸脱葡萄干六磅

    这二十个大包包装完好，分别放在二十匹马上运走，每匹马运送一袋，连包带马作为礼物送给每一位军官。他们感激莫名之余，便欣然接受了。两个团队的上校给我写信表达了他们深深的谢意。将军对我办理租用车马一事非常满意，当下付清了我所垫付的二百镑款项，并一再向我表示感谢，除此之外，还希望我今后能与之多多合作，为他们运送粮草。这件事我也帮忙办理了，直至听到他在前线失败的消息为止。运送粮草的事让我又垫付了一千多镑，于是我便把这份账单寄给他看。幸运的是，账单在开战之前寄到了，他立即给我回复，命令军需官支付给我一千镑，余款答应下次一并结清。我认为能收回这一千镑已经是万幸了，后来果然再没收到余款，今后我还会再提及这件事。

    我认为布拉德多克将军是一员勇将，如果把他放在欧洲战事上，他很可能会成为卓越的将领。但是他这个人过于自负，对正规军队的战斗力估计过高，对美洲人和印第安人的实力判断过低。乔治·克罗根作为翻译，同一百名印第安人一起参加了远征。如果将军能友好地对待这些人，把他们当向导、侦察兵，无疑会对作战起到很大的作用，但他太小看这些人了，印第安人被忽视后便渐渐离开了他。

    一次，他跟我谈话时提起了他的行军计划。他这样说：“拿下杜奎斯堡后，我将挥师攻取尼亚加拉，到那时如果季节允许的话，就接着进攻弗隆泰耐克。我想，拿下杜奎斯堡用不了三四天，接下来还有什么能阻止我夺取尼亚加拉呢？”在他说这话之前，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他的部队要在狭长的小道上行进，中间还要穿过森林和灌木丛，队伍一定会被拉得很长；另外，我还看到过一篇报道，说一支一千五百人的法国军队在艾洛奎伊战争中被击败，因此，我对他的作战方案十分怀疑和忧心。不过我还是帮他打气说：“当然，将军阁下，您有如此优秀的部队，装备如此精良的大炮，再加上杜奎斯堡的防御设施还未完工，守军又不多，其稍作抵抗后就能将其拿下。但令我担心的是，印第安人神秘莫测的伏击战会对我军不利，由于长期实践，印第安人十分擅长打伏击，在排兵布阵上可以说达到了精妙的地步。我们的队伍因为道路狭长而被拉成一字形长蛇阵，前后几乎有四英里长，这样很容易受到印第安人的侧面突袭。一旦被袭，部队就会被分割成几段，彼此拉开距离后就再不能及时互相救援了。”

    听了我的话，将军笑我无知，说：“这些野蛮人对于你们这些未经训练的美洲民兵来说的确是个劲敌，但我们可是受过严格训练的皇家正规军。先生，在我们眼中，他们根本不值得一提。”这时我意识到，跟军人辩论他的专业是十分不合时宜的，因此便不再多说话。敌人的确没有像我所担心的那样，对长长的行军队伍来个侧面突袭，而是任其通行，直到离目的地还有九英里的地方。这时，先头部队便停留在对岸等待后续部队过河，而所处的位置正好是整个行程中最宽阔的地带，这使得部队的人数变得密集起来。结果，就在这时，躲在森林和灌木丛后面的敌人对先头部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此时将军才意识到敌军正在眼前，但先头部队遭受突袭后已经自乱阵脚，所以将军只好催促后续部队加速过河前去救援。一时间，车辆、行李、牲口混在大军中，加速过河的命令无疑让整个部队陷入了更加混乱的状态中。这个时候，敌军已经悄悄迂回到侧面向他们开火。军官们骑在高高的马上，十分容易被辨认出，于是他们成了敌人射击的靶子，一个接一个地倒在地上。士兵们失去了指挥官更是挤作一团，根本无法听到命令，只能待在原地，被动挨打，结果牺牲了三分之二的人。剩下的士兵们被吓坏了，逃命的念头占据了他们的头脑，慌乱之下四处逃散。

    驭车手每人卸下一匹马，骑上后匆匆逃走，这引发了其他人的效仿，于是车辆、粮草、大炮和其他军需全都留给了敌人。将军在慌乱中受了伤，他的副官好不容易将其救出，却在他身边被击毙。八十六名军官中，负伤阵亡者多达六十三人；一千一百名士兵中，七百一十四人被射杀。这一千一百名士兵是整个军队的主力军，其余负责押送大部分军需、粮草和行李的士兵则跟随在大军之后，归邓巴上校统率。

    四下逃散的士兵一直逃到了邓巴上校的军队中，他们其实并没有受到追击，却把恐惧的气氛传递给了这支队伍。邓巴有一千多名士兵，而击败布拉德多克的印第安人和法军的人数总共还不到四百人，但他却不想挥师前进，挽回败局，反而命令士兵就地毁掉所有军需和炸药以减轻负重，然后骑着马匹逃回驻地。返回驻地后，弗吉尼亚、马里兰、宾夕法尼亚等州的州长请求他把军队驻扎在边境，以确保州内军民的安全，但他却只顾撤退，一直穿越全州，抵达费城后才觉得安全了，因为费城的居民可以保护他。这件事让我们美洲人第一次对神勇无比的皇家军队产生了怀疑。

    英国军队在初次登陆开始的第一次行军中，打家劫舍，无所不为，搞得贫苦家庭彻底破产。假如有居民对此抱怨，立刻就会遭到侮辱和谩骂，甚至被拘禁和虐待。再加上临阵脱逃，有足够的理由让我们讨厌这些所谓的皇家保卫者了，前提是我们真的需要他们保护。相比之下，一七八一年，我们法国朋友的所作所为就显得太高尚了。那时，法国军队在穿过罗德岛到弗吉尼亚的人口密集地带时，行军将近七百英里，从未听说过有哪户人家丢失一头猪或一只鸡，哪怕是一个苹果的，更别说有什么抱怨了。

    身负重伤的布拉德多克将军连同他的一个副官奥姆上尉被一同救了下来。之后，奥姆上尉一直同将军在一起，直到几天后将军去世。奥姆上尉告诉我，将军在受伤后的第一天一言未发，直到晚上才说了一句话：“谁能想到竟是如此结局。”接下来的几天，他又一言不发，直到临终前说道：“若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就知道如何对付他们了。”几分钟后，他便咽了气。

    凡是秘书所保管的文件，包括将军所有的指令和信札都落入了敌人手中。他们从中选择了一部分，将其翻译成法语，公开发表，用来证明英国在宣战之前就早有敌意。在那些信札中，我看到将军在给政府的信中对我为军队效力的事大加赞扬，并恳请政府予以重视。几年后，当上英国驻法公使赫特福德爵士秘书的戴维·休谟，后来又成为国务大臣康威将军的秘书，他告诉我，他曾在政府的档案中看到过布拉德多克大力推荐我的信件。不过，随着这次远征的失败，我鞍前马后的效力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而这些推荐信也从未发挥过它们的作用。

    至于将军本人，我只提了一个要求作为酬谢，就是请他下令让他的军官不再征召我们的仆役，已经征召的请求予以释放，他倒是痛快地答应了，果然，几名仆役因我的请求顺利地回到了他们主人那里。不过当邓巴成为总指挥时，事情就没那么顺利了。他撤逃到费城后，我曾请求他释放兰开斯特郡的三个贫苦仆役，并表示这是已故将军生前下达的命令。最后，他给了我一个允诺，即过几天他会进军到纽约，途中会经过特灵顿，如果那几个仆役的主人愿意到特灵顿见他，他就兑现诺言，放了他们。结果，那几个主人花了钱，一路颠沛抵达了特灵顿，但他却拒绝兑现诺言。几个主人因此蒙受了极大的损失，现在又陷入了极度的失望中。

    当战败的消息传开，车辆和马匹的主人得知他们的车马丢失后，都跑到我这里来，要求我予以赔偿，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我告诉他们，应该向军需官索要他们的赔偿，但这需要得到谢利将军的命令，我向他们保证已经向这位将军去信申请赔款了，但由于路途遥远，恐怕需要耐心等待一段时日。可是这些说法根本无法满足大家的要求，有人终于开始起诉我。最后，多亏谢利将军将我从可怕的境地中解救出来，他及时派来几个委员，对人们的各种要求进行了一番调查，然后给予合理赔偿，最后付款总数竟高达两万镑。如果这些统统要我来支付的话，我就得破产了。

    在这次惨败之前，有两位姓邦德的医生来向我募捐，说是要为庆功晚会筹募金钱，一旦攻占杜奎斯堡的消息传来，他们就开始庆祝，并燃放焰火。我板着脸说，等到我们真的胜利需要庆祝时，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他们听了大吃一惊，其中一个问道：

    “难道你认为我们的军队无法攻下敌人的据点？”我说：“我并不是说肯定攻不下，但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战争中总会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我仔细阐明了怀疑的理由，于是募捐的事暂时作罢，这两位募捐者也因此避免了一场尴尬。只是在后来的一些场合中，邦德医生多次向人抱怨自己不喜欢富兰克林的先见之明。

    奔赴前线

    在布拉德多克战败之前，莫里斯州长一直跟议会发生争执和冲突，他催促议会应为保卫本州而筹集款项，但前提是不能向领主征税。对此，议会不赞成，因此，送到州长那里的全是不对领主保持例外的征税法案，州长则一概予以否决。现在，本州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危机，即防务工作迫在眉睫，于是他向议会催得更紧了，因为越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成功的概率也就越大。不过，议会的态度依然坚决，因为他们相信正义始终站在自己这边，如果他们对州长妥协而修改拨款议案，那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基本权利。最后有一项议案是要拨款五万英镑，州长对此只建议修改一个字。

    文件是这样写的：

    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都一律纳税，领主也不例外。

    州长的修改建议是将“不例外”改为“可例外”，改动虽小，却是实质上的大变动。当远征军败北的消息传到英国后，我们的英国朋友极为愤慨地指责了领主，非但不仗义疏财，还用那么卑劣的手段对州长做那样的指示。有的甚至扬言，既然这些领主妨碍了本州的防务，那么就再不需要对他们进行保护了。领主们受到恐吓之后，就下令他们的财政总管，不管议会拨出多少钱，他们都将追加五千镑。

    议会接到指令后，就将这五千镑当成一般的税金接受了，同时提出一项附有意外条款的议案，最终得以通过。根据这项议案，我被任命为处理这六万镑拨款的委员会成员之一。议案的整个过程，我都积极参与，并最终让它顺利通过。与此同时，我又草拟了组建和训练职员民兵的议案，这个议案没有经历多少波折，因为我们给了教友会成员极大的自由，无论是否参加都不受约束。组建民兵需要成立组委会，为了促成这件事，我又写了一篇对话，在对话中，我列出了所有能想到的反对建立民兵队伍的声音，然后一一予以回答和驳斥。这篇对话一经发表，就产生了极大的效用，这和我预料的一样。

    当城乡的几个连队得以组建并投入训练时，州长派我去西北前线负责防务工作，因为那里经常有敌人骚扰居民，我们应当予以保护。派我去的目的，是要我去组织部队，修建要塞。虽然我自认为军务能力仍嫌不足，但这项任务是义不容辞的。临行前，州长给了我一张全权委任状，还有一包空白的军官委任状，只要我认为谁合适就能当即任命谁。招募士兵并没遇到什么困难，很快就招募到了五百六十人。我儿子在上次同加拿大的作战中曾当过军官，这次他作为我的副官，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印第安人在纳登哈特烧杀抢掠，屠杀了当地居民，那个地方是摩拉维亚教友建立起来的村庄，而且是构建要塞的最佳地点。

    为了向边界进军，我把部队聚集在了伯利恒，这里是摩拉维亚教友的主要聚集地。到了那里之后我才发现，他们的防御工作做得实在太好了，简直令人惊讶，原来正是纳登哈特的毁灭让他们意识到了危机。在这里，所有重要的建筑都被栅栏保护起来，他们还从纽约购买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还在高大建筑物的窗子上放满了铺路石，当印第安人来犯时，躲在建筑物中的妇女们便可以拿起石头袭击他们。教友们也都武装了起来，像任何城镇的守军一样站岗放哨，轮班交替，纹丝不乱。我跟斯潘根伯格主教进行了谈话，并表达了自己的惊讶。我原以为他们会一丝不苟地置身事外，因为议会已经通过了法案，特许他们免除在殖民地服兵役的义务。他回答说，他们本来并没有要免除服兵役的义务，只是在这条法案下来后，许多人才把反对服兵役当成了自己的信条。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发现只有极少数的人才遵守这一法案，这让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看来，之前他们不是在自欺欺人，就是欺骗了议会，一旦理智遇到了危机时刻，往往就能胜过那些奇怪的想法。

    一月初，我们便开始着手修建要塞。我派了一支小分队到米尼辛克，指示他们在乡村高地上修建一个要塞；另外又派了一支小分队到乡村的低地去修建要塞。我自己则率领余部到纳登哈特，在那里立即动工。摩拉维亚教友们提供给我五辆马车，以便运送工具、军需、行李等物品。

    当我们要离开伯利恒时，十一个农民来报，说他们被印第安人赶出了农场，请求我给他们武器，好让他们夺回自己的牲口。于是，我留给他们每人一支枪和足够的弹药就离开了。没走多远，天下起了雨，而且一下就是一整天，沿路又没有可以避雨的地方，直到傍晚，我们才找到一所德国人的房子，便一起挤进了谷仓，那时已经浑身湿透。幸运的是，路上我们并没有遭到袭击，我们的武器都是极普通的那种，士兵们不懂得怎样保护枪械不受潮，而印第安人则精于保护枪械。就在那个雨天，刚才提到的十一个农民遇上了印第安人，其中十个被射杀，只有一个幸存者跑了回来。他告诉我们，他们的枪全都成了废铁，因为火药被雨水淋湿了。

    等第二天天放晴了，我们就继续行军，终于抵达已成一片废墟的纳登哈特。那儿附近有一个锯木厂，周围留下了几堆木板，我们便用木板搭成了营房。当时正值寒冷的季节，我们又没有帐篷，是这些木板救了我们的命。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那里暴露在外的尸体统统掩埋好。之前，乡亲们大概只是草草地掩盖了一下。

    第二天上午，我们忙于规划要塞并做好标记，整个要塞的周长是四百五十五英尺，如果每英尺需要用一棵树来做栅栏的话，那么总共需要四百五十五棵树。我们当时共有七十把斧子，大家立即动手砍树，由于个个都是用斧子的好手，所以很快就完成了这项工作。我十分好奇，何以这么快就能砍倒一棵树。于是当两个人开始合力砍一棵树时，我便用手表计时，发现他们在六分钟之内就能将树放倒，而且树的直径足有十四英寸。每棵树可以做成三根长十八英尺的栅栏，而且栅栏的一头还被削尖。当一拨人做这项工作时，其他人则在要塞周围挖了三英尺深的壕沟，用来将栅栏植入。我们还将马车的车身卸下，然后将连接前后的辕杆拔掉，最后再把前后轮分开，这样，五辆马车就变成了十辆，两匹马拉一辆车，将做好的栅栏从林地拉到要塞。栅栏固定好后，我们又在栅栏周围搭上一个离地面六英尺高的平台，为的是能让士兵登高望远，并借着枪眼进行射击。另外，我们还带来了一门旋转炮，然后把它装在了要塞的一个角上。装好之后，我们就试开了一会儿炮，好让附近的印第安人闻风丧胆。当然，如果附近有印第安人的话，他们一定能感受到这门大炮的威力。

    虽然隔一天就下一场大雨，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施工，但我们的要塞（假如如此简陋的木头栅栏可以配得上这么雄伟庄严的名称的话）总算在一个星期内完工了。

    通过这件事，我发现，当人有事可干的时候就是最满足的时候。因为在工作时，人总是脾气温和、心情愉悦的，充实地干完一天的工作后，到了晚上就能舒心地睡一夜。如果一个人整日无事可做，那么就会无事生非、桀骜不驯、争吵不休，甚至冲着肉和面包挑剔个不停，无端发火撒气。这让我想到一位船长，他驾驭水手的方法就是让他们不停地干活。一次，他的副手向他汇报，说已经做完了所有的事，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船长回答说：“哦，那好，让他们把锚冲洗干净吧！”

    如此简陋的要塞尽管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抵御没有大炮的印第安人却足够了。我们身在安全地点，遇到紧急情况也有地方可退，于是放开胆子到附近村庄挨个搜索。我们虽然没有发现印第安人，却发现了他们在山上隐藏的用来窥视我们行动的据点。这个地方被巧妙地伪装过了，实在值得一提。当时正值冬季，很有必要生火取暖，但如果像平常一样在地面上生火，就容易暴露他们的位置，他们就在地上挖了一个直径为三英尺、深三英尺的洞。我们还能看到留在那里面的焦炭灰烬。这些焦炭是从林中被烧焦的木头上砍下来的，有了这些东西，就很容易在洞内生火。他们甚至还能在洞的四周躺下，草地上留下了他们躺下的痕迹。他们把腿伸进洞中以保持足底的温度，这至关重要。用这种方法生火，不会因火光、火焰、火星甚至烟雾而暴露。总之，他们人数不多，而且已经发现我们人数众多，不是我们的对手。

    贝蒂先生是一位热情的随军牧师，来自长老会，他跟我抱怨士兵们不常聆听他的祈祷和训诫。在征召士兵时，我曾答应他们，除了薪金和口粮之外，每天保证给他们一及耳甜酒。这些甜酒按时发放，一般上午发一半，下午发一半。我发现他们领酒时倒是很准时，于是我对贝蒂先生说：“作为一名牧师，让您去分发甜酒可能有失尊严，但如果您在发甜酒之前进行一番祈祷的话，我保证他们都愿意聆听。”牧师觉得这个办法极好，就欣然接受了这一差事，在几个人的帮助下，分发甜酒的工作井然有序，而前来聆听布道的人也从未这么多和这么准时过。所以，我以为这一招比用军法处置不参加祷告的人更有效。

    事情很快就完成了，当我们刚为要塞储备下足够的粮草时，接到了州长的来信，信中说他已经召集了议会开会，如果我那边形势不太紧张，可以脱身的话，希望我能返回参加会议。同时，我在议会的朋友也都劝我如果有可能，务必出席。当时，我要修建的三个要塞已全部完工，当地居民在它们的保护下可以安心从事农耕了，于是我决定返程参加会议。更让人安心的是，这里来了一位新英格兰的上校，名叫克莱普汉姆，同印第安人作战很有经验。他碰巧来参观我们的要塞，于是我委托他来接替我的指挥工作。我给他发放了委任状，在检阅士兵时，我大声宣读了这一委任状，并将上校介绍给大家，告诉他们，他在军事上的才能比我更适合做大家的指挥官。我对士兵们进行一番激励之后，便动身出发了。

    他们先送我到了伯利恒，在那里稍微休整了几天。第一天晚上，当我躺在一张舒适的床上时，竟然无法入眠，这跟我在纳登哈特用一张毯子裹住全身睡在地板上的情形简直是天壤之别。在伯利恒期间，我还顺便了解了一点儿摩拉维亚教派的风俗，他们之中有人专门陪伴我左右，对我十分友好。他们把剩下的财产全部充公，好多人聚在一起，在同一张桌上吃饭，睡在公共宿舍里。在他们的宿舍里，我发现四面墙在接近屋顶的地方，每隔一定的距离就会出现一个小孔，应该是用来换气的。他们的教堂回荡着悦耳的音乐，是用小提琴、双簧管、长笛和单簧管伴着风琴演奏出来的。他们布道的方法也跟我们有所不同，他们不会将男女老少聚在一起布道，而是时而集中已婚的男士，时而集中已婚的女士，然后是未婚的男士、未婚的女士，最后是小孩子，这样将他们分开进行布道。我在那里听到了给小孩子的布道，这些孩子在进入教堂后，就自觉地按照顺序坐在板凳上，男孩由男老师引导，女孩由女老师引导。布道过程中，弥漫着亲切而令人愉快的氛围，目的是哄孩子们向善学好，而孩子们也很好地接受了布道。他们总是中规中矩，但看上去脸色苍白，不太健康，可能是因为在家中待了太长时间，缺乏锻炼导致的。

    我还调查了摩拉维亚教徒的婚配习俗，因为我十分好奇他们是否像传闻中的那样由抽签决定婚配。他们告诉我，的确有抽签婚配的方式，不过那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用的。通常，当一个年轻男士到了适婚年龄，并有婚配愿望时，他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班上管理他们的年长者，这人再同管理年轻妇女的老妇人商量。这些管理者对自己学生的脾气和性格都比较了解，因此能做出最好的搭配。他们的裁决最终都会被当事者接受，但如果碰到三名女子正好都与一个男子匹配的话，就会采用抽签的方式。对此，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果婚姻不是由双方自主选择的话，他们可能会不幸福。但他们却这样回答：“即使你让他们自主选择，也未必人人都会幸福。”这的确是事实，我无法否认。

    回到费城，我发现民团训练的事进展得十分顺利，不少教友会的人都参加了民团，还按照新的法律组织了连队，并选出了上尉、中尉和少尉。b博士来看我，告诉我他是如何努力宣扬新法令的，以及如何收获了成功。在这之前，我还以为这一法律的通过全归功于我那篇《对话》，但现在看来，他的话或许也有道理，所以姑且将这份虚荣心让给他吧！每当碰到这类事情，我最好的办法就是这样。

    民团的军官们召开了会议，选举我为他们的民团上校，这次我接受了这一职位。我不知道一共有多少支连队，只在列队阅兵时看到有一千二百名威武的士兵；另外还有一支炮兵连，配置了六台铜制野战炮。对于大炮，他们已经操作自如，每分钟可以打出十二发炮弹。在我第一次阅兵完成后，他们亲自护送我回家，并在我家门口鸣了几通炮以示尊敬，结果把我的电学仪器中的几个玻璃杯子震落在地上摔了个粉碎。没想到的是，我的这份荣耀也像那几只玻璃杯子一样脆弱，没过多久，英国就废除了民团法，我们的军衔全被撤销了。

    在那段短暂的任职期间，有一次我要到弗吉尼亚去，连队的军官们突发奇想，认为护送我出城才能彰显我的身份。于是我刚骑上马，他们就骑马来到我家门口，总共有三四十人，个个身穿制服。我并不知道他们的计划，否则一定会制止他们，因为不管什么场合，我都反对大摆排场。他们的出现让我很生气，但我无法阻止他们送我的心意。更糟糕的是，我们刚启程，他们就拔出剑来，一路上高举着剑，奔驰而过。

    有人向当地领主报告了这件事，那领主极其愤怒，因为连他本人也从未在州里受过如此待遇，州长也从没享受过如此殊荣。

    照他的话说，只有王室嫡亲才能享受这般荣誉。他说的或许很对，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应该有什么样的礼节。这件事实在愚蠢之极，惹怒了领主，让他对我更加怨恨了。他本来就对我有很深的成见，因为我一直态度强硬地在议会中反对免征他的财产税。他在向议会要求这个特权时所用的卑鄙手段和不义之举，没少受到我的痛骂。这次，他总算找到机会向内阁指控我了，说我严重妨碍他执行皇家公务；还说我在议会中利用自己的影响，使得筹款法案不能通过；还举例说明军官为我列队送行，预示着我随时会以武力夺取州政府权力；他还请邮政大臣埃弗拉德·福克纳爵士解除我的公职，但是很遗憾，他并没有成功，福克纳爵士反倒是对他进行了一番劝诫。

    不过，州长同议会之间的争执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我作为一名议员，并且是非常活跃的一名议员，却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争执而同州长先生关系破裂，我们从未有过私人恩怨。有时，我想他之所以很少对我抱怨，是因为他是律师出身，职业习惯使然。大家都知道他给议会的信件都是由我回复的，他可能把我和他分别当成了双方的辩护律师，他为领主辩护，我为议会辩护。因此，他有时还会十分友好地拜访我，同我商讨一些难题。有时他也会接受我的劝告，虽然这并不常见。

    当时，我们一起协力为布拉德多克的军队提供帮助，我更是鞍前马后。当将军败北的消息传来后，州长急忙将我叫去，跟我商量如何避免让边远乡村居民逃亡。我忘了当时提的是什么建议了，但我想应该是写信给邓巴，说服他尽可能驻军边境，保卫本州，直到各殖民地的援军赶到再继续他的远征。我从前线回来后，州长又命我带兵去攻取杜奎斯要塞。邓巴和他的人马因另有任务而不能助阵。州长当即任命我为将军，我的军事才能当然没有他夸赞的那么高，而且我相信他的这些夸赞并非出于真心。但他看中的是我的名望，这有利于招募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以我在议会的影响力，肯定能说服议会更多地拨放军饷，多到或许能免除领主的财产税。但后来当他发现我并不能像他想的那样带来这些益处时，便立刻停止了计划。之后，他很快离开了州政府，继任者正是丹尼上尉。

    从事科学研究

    在这位新任州长的领导下，我又从事了不少公务活动，但在这之前，我想先谈一谈这几年我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情况，因为在这方面，我也做出了一些成绩，收获了一些声誉。

    一七四六年，我在波士顿的时候，遇到了刚从苏格兰来的斯宾塞博士。他向我展示了一些电学方面的实验，因为他在这方面也不是行家，所以实验做得并不完美。不过，对于我这个门外汉来说，既觉得新奇又觉得惊异，另外还有一丝欢喜。回到费城后不久，我们的订阅图书馆收到了伦敦皇家学会会员柯林逊先生寄来的一个礼物，那是一根玻璃管，而且附有用它做实验的说明书。我迫不及待地拿起这根玻璃管，重复在波士顿看到的那个实验。经过反复实践，我已经学会做说明书中所写的实验了。除此之外，我还尝试了其他实验。我所提到的“反复实践”，是指在一段时期内，我家常常挤满了人，他们都来观看我搞的这些新奇玩意儿。

    为了让朋友们也加入我的实验行列，我在玻璃厂定做了一批大小相同的玻璃管，让他们人手一个，这样，我们就多了好几个人进行实验。其中成绩比较突出的是金纳斯利先生，他是我的邻居，人很聪明，当时正赋闲在家，我便鼓励他通过实验来赚钱，我还为此草拟了两篇讲稿，上面将实验的顺序和方法，由浅入深地做了解说。为了做好实验，他购买了一套精致的仪器，以前我自己制造的那套粗糙的仪器，经由机械师的加工变成了精密的玩意儿。听他演讲的观众很多，大家对他的表演十分满意，后来他还到各殖民地进行巡回表演，在每个首府都要演示一番，因此也赚了一些钱。实际上，这种实验要是放在西印度群岛上，将会十分困难，因为那里的空气湿度实在太大了。

    既然柯林逊先生把玻璃管当成礼物赠送给我们，那么我们必须拿出一点儿诚意作为答谢礼，我想，没有什么比我们在玻璃管方面取得的成绩告知他更合适的了，于是我便写了几封信，将我们实验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在皇家学会上宣读了我们的信件，起初，那些听众们认为这些根本不值得在《皇家学报》上发表。后来我为金纳斯利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论述了闪电和电的相同性。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我的一个朋友米切尔博士，他也是皇家学会的成员，他给我回信说，我的文章已经在学会上宣读，但遭到了其他人的嘲笑。而福瑟吉尔博士看到这些论文后，却认为这很有价值，不应当就此埋没，于是立即发表出来。柯林逊先生便把文章交给凯夫，让他在《绅士杂志》上发表，不过，他却把文章印成独自成篇的小册子，由福瑟吉尔博士撰写序言。这些文章连同后来一起寄过去的文章凑成了一册四开本书，前后出版了五次，看起来凯夫对利益的判断能力的确很强，只不过他一次都没有付给我版税。

    然而，在一段时间内，我的这些文章在英国并没有收到什么反响。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法国的布封伯爵发现了我的文集，他不但是法国，更是全欧洲著名的科学家。看到我的文集后，他立即让戴利巴尔先生把文章译成法文，并在巴黎出版。这件事激怒了诺莱神父，作为王室的自然哲学导师和一个十分有能力的实验家，他曾编写并出版过电学理论方面的书籍，而且十分盛行。他不相信这些文章出自美洲某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并认定那是他的敌人在巴黎炮制出来的，目的是要诋毁他的理论体系。不过后来，他相信在美洲的费城的确有个叫富兰克林的人。他对我写了好多公开信并将其发表，信中坚定地捍卫他的理论，否认我的实验以及实验结论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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