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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话时，即使你内心对此深信不疑，也当谦逊地表达。

    在这里，波普本来可以用更好的一句与上面相搭配，可他却用了这样的对句，我觉得不够妥帖：

    因为缺乏谦虚就是缺乏明智。

    假如你非要问为什么不太妥帖？我只好引用原诗了：

    大言不惭毫无辩解的余地，因为缺乏谦虚就是缺乏明智。

    那么，缺乏明智（这样的人实在不幸）不就成了缺乏谦虚的托词了吗？所以，这两行诗这样写不是更合理么？

    大言不惭的话只能这样辩解，即缺乏谦虚就是缺乏明智。

    但究竟是否妥帖，愿高明之士不吝赐教。

    大约在一七二〇年或一七二一年，我哥哥开始出版报纸了，这应该是全美洲第二份报纸，名叫《新英格兰报》，第一份报纸叫《波士顿新闻通讯》。当时，记得哥哥的朋友都劝他不要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们以为美洲有一份报纸就足够了，办新报可不简单。可是到了现在（一七七一年），美洲已经有了不下二十五种报纸了。哥哥没有听从朋友的劝告，依旧按照原计划进行，当报纸排好版、印出之后，我就成了挨家挨户送报纸的人。

    哥哥认识一些颇有才气的朋友，他们会替报纸写一些小短文，自娱自乐的同时也提高了报纸的声誉，报纸的需求量逐渐增大了。这些绅士们常来印刷店，当我听到他们高谈阔论，说报纸是如何受人欢迎时，我便有了跃跃欲试的渴望。但我还只是个小孩子，况且如果让哥哥知道是我写的文章，那他一定会反对在他的报上发表的。于是，我设法伪装笔迹，匿名写了一篇文章，到了晚上，我便偷偷将它放到印刷店的大门底下。第二天，果然被哥哥发现了，他便将文章给朋友们传阅。当我在一旁听到他们朗诵、评论，并对它赞不绝口，还揣测文章出自那些饱学多才的知名人士之手时，我简直高兴极了。不过，现在想起来，我很侥幸得到他们的鉴赏，因为他们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高明。

    不管怎样，这次得到认可使我又接连写了几篇稿子，并按照老方法投到印刷店，虽然同样受到了称赞，但我并不打算将这个秘密公之于众，直到我所积累的知识已经用尽之时，秘密才得以拆穿。这时，哥哥的朋友们才对我稍加重视，但哥哥并不喜欢我这么做，他或许有他的理由，说这样做会让我变得自负。后来，这件事可能正是导致我跟他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尽管他是我的哥哥，可总以师父自居，把我当成他的学徒，认为我应该像其他学徒一样为他卖命。可我是他的弟弟，我认为他应该多关照我，但他却对我过分要求，让我觉得降低了身份。我们的争议常常搅得父亲也不得安宁，不知是否因为我正确的时候比较多，还是我比较能言善辩，总之父亲是偏向我的。不过，哥哥生性粗暴，经常揍我，这让我十分不满，觉得学徒生涯漫漫无期，永无出头之日，于是我总是想缩短学徒时间。不久之后，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哥哥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政论性文章，触怒了议会，题目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他们出示了一张议长的拘捕票就带走了哥哥，他们控告了他，将他关了一个月。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哥哥不肯将作者供出而导致被关押。我也被带到议会接受审讯，不过他们并没有从我这里得到满意的答复，只是对我训斥了一番，就放我离开了。他们大概觉得作为一个学徒，我一定会保守师父的秘密的。

    尽管我跟哥哥意见不合，但我还是对当局表示愤慨。在他被拘捕期间，我主持报务工作，并在报上大胆地抨击统治者的行为。哥哥对这些文章很是欣赏，但另外一些人却对我产生了恶劣的印象，认为我是一个癖好讽刺中伤的青年。当哥哥被当局释放出来时，州议会下达了一道命令，“禁止詹姆士·富兰克林继续出版《新英格兰报》”。

    于是，哥哥和他的朋友们在印刷店中开会商议对策，在这种形势下究竟该怎么办。有的人建议为了规避法令，还是将报纸改头换面比较好，但哥哥认为这样做太麻烦，最后他们决定，今后采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义出版。他们考虑到了州议会可能会进行非难，说他通过自己的学徒出版报纸，于是便把我原先的师徒合同归还给我，并在背面写明一切义务完全解除，当有人要来看时就给他们出示这张合同。同时，为了能让我在剩下的学徒时间里继续为他效劳，我必须另外签一份新的师徒合约，当然，这个合约是不对外公开的。虽然这个计划并不高明，但还是马上实施了。就这样，报纸以我的名义出版了好几个月。

    终于，我和哥哥之间的矛盾再次激化。我料想他不敢将新的合约拿出来示人，便以此为契机充分地维护我的自由，这种趁火打劫的做法的确不够光明磊落，因此我把它当作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大错误。当他对我大发雷霆和大打出手时，我的愤恨之情淹没了对错误的认知能力。要知道，他平时不是个暴躁的人，也许的确是我过于无礼，逼人太甚了。

    离家出走闯天下

    为了限制我的离开，哥哥走遍镇上每一家印刷店，嘱咐每一个老板，让他们拒绝提供给我工作。他成功了，我无法在镇上任何一家印刷店找到工作。于是我想到纽约去，我知道那里有一家印刷店，并且距离波士顿最近。在对待哥哥的案件时，我所表现出来的专横与愤怒，估计早已经让我成了当地统治集团的眼中钉。假如我再待下去，处境只会更加窘迫，再加上当时我对宗教问题的妄加评论，已经让虔诚的信徒把我当成了可怕的异教徒和无神论者。想到这一切，我就更加坚定了离开波士顿的决心。

    不过，那时父亲已经站在了哥哥这边，如果我明目张胆地离开，他们肯定会设法阻拦。因此，我的朋友柯林斯就替我想了一招妙计。他跟一位纽约的帆船船长讲好了搭船的条件，说我是他的一个朋友，由于跟一个不正经的女孩私通有了孩子，女孩的朋友逼着我成婚，因此不能公开出现在船上。就这样，我卖掉了一部分书凑了一些钱，偷偷上了船，借着顺风三天便到了纽约——一个离家三百英里的地方。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无人推荐、无人相识，怀里揣着那一点点的钱，独自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

    我对航海的渴望早已经消失，否则现在倒是很容易实现这个愿望。不过，我有了手艺，而且是个不错的技工，于是我找到老威廉·布拉福德先生，去他的印刷店找工作。他是宾夕法尼亚最早的印刷匠，跟乔治·凯恩1争吵决裂后，他就搬到了这里。不过，因为生意冷淡，他无法给我提供工作，但他对我说：“我在费城的儿子的帮手阿奎拉·罗斯最近死了，你去费城的话，我的儿子一定会雇用你的。”费城距离纽约一百多英里，于是我将箱子杂物从海路托运，自己则乘坐小船前往安博依。

    在横渡海湾时，突然狂风大作，我们又破又小的帆船瞬间被1乔治·凯恩（georgekeith，一六三九～一七一六）是英国“教友会”的一个牧师。一六八四年他从英国移居美洲，曾在费城当教师，后来在教义上他与教友会的其他教友发生争执，自己创立了一个教派，叫作“基督教友会”（christianquakers），又叫作“凯恩派”（keithians）。此处所提到的争执，不知是否指此。

    撕成碎片，无法再驶入小河，而漂流到了长岛。途中，一个喝得烂醉的荷兰乘客失足坠入海中，当他快要被水淹没时，我伸手抓住了他乱蓬蓬的头发，把他拉了上来。经过这一惊险的场面，他倒是清醒了不少，只见他从口袋中拿出一本书来让我把它烘干，然后就去睡觉了。没想到，这正是我多年来最喜爱的作家班扬的《天路历程》，这是荷兰文版，用上等纸张精印而成，里面还附有铜版插图，它的装帧之精美超过我曾见过的任何一本原文版。后来，我才得知《天路历程》已经译成了欧洲大多数的语言，大概除了《圣经》外，没有比它更畅销的书了。据我所知，“诚实的约翰”1是把对话混进叙述中的第一个人。这种写法很能打动读者，让人身临其境，恨不得亲自参与其中。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摩尔·弗兰德尔》《宗教求爱》《家庭教师》等都成功地模仿了这种写法。

    理查森在他的《潘米拉》等著作中也采用了这种写法。当天晚上，我发起了高烧，只能上床睡觉，还好我曾记得什么书上说多喝凉水能退烧，于是一直不停地灌水，整晚都汗如雨下，果然退了烧。

    1指约翰·班扬（johnbunyan）。

    第二天上午，过了渡口，我就向着五十英里外的柏林顿徒步前行，听说在那里可以找到船直达费城。

    这一整天都在下大雨，我浑身湿透，到了中午感觉异常疲劳，实在无法继续前行了，便在一家小旅馆歇了脚，住了一晚，这时才后悔自己不该离家出走。我狼狈不堪的外表，让人们怀疑我是一个私自出逃的仆役，很可能就这么被人抓起来。尽管如此，第二天我还是上路了，到了晚上住在一个叫布朗的人开的小旅店，距离柏林顿有八至十英里。在我进餐时，布朗和我闲聊起来，他很快发现我读过书，便对我客气友好起来。后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直到他去世。我猜想他曾是个走乡串户的郎中，因为无论英国还是欧洲大陆任何国家的村镇，他都熟知。他有学问，人聪明，只是不太信教。几年后，他出于恶作剧心理竟将《圣经》改写成蹩脚的诗句形式，就像科顿改写维吉尔的作品一样。这样一来，反倒使《圣经》中的许多故事显得滑稽可笑，假如能出版的话，一定会让那些心灵脆弱的教徒大受打击。所幸他没出版。

    那天晚上，我在他的小旅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抵达了柏林顿，可惜的是定期航船在我抵达前就已经开走了。这天是星期六，到下个星期二之前是不会再有船了。于是，我回到镇上一个老妇那里，我曾向她购买了一些准备路上吃的姜饼，她听说我的遭遇后，好心邀请我在她家里等船。多日来的徒步旅行实在太累了，我便接受了她的邀请。当她知道我是印刷匠后，劝我留在这里开业，可她不知道开业是需要资本的。她热情好客，为我准备了一顿牛头肉饭，而只接受了我的一壶啤酒作为报酬。我想只能硬着头皮在这儿等到星期二了。然而，晚上河边散步的时候，我竟然发现一条船正从这里经过，里面有不少前往费城的旅客。

    就这样，他们让我上了船，因为一路没有风，我们便沿途划桨，直到午夜，仍没有到费城。一些旅客误以为我们走过了费城，不愿再向前滑行，而另外一些人则根本不知道现在到了哪里。最后，我们决定向岸边划去，进入了一条溪流，在一道旧栅栏边上了岸。正值十月，夜间非常寒冷，我们便拆下栅栏木条生火取暖，一直等到天亮。这时，有一位旅伴认出这是库柏溪流，离费城北部不远。果然，我们一划出溪流，便见到了费城。大概在星期天的早晨八九点钟，我们在市场街码头上了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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