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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说，我十分满意当年选择在宾夕法尼亚州开业。不过还是留下了两个遗憾，一是本州没有防务措施，二是没有为青年人提供完备教育的地方，即无民兵组织，没有大学。于是，我在一七四三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建议——创立一所学院。那时，彼得斯牧师正赋闲在家中，他便成了我考虑范围内最适合管理学院的人选。于是我向他说出了这个计划，但他认为为有钱的领主服务更加有利可图，就谢绝了我的邀请，后来证明，他在那方面的确很成功。但是一时间我又找不到可信赖的人担当此任，就暂时将事情搁置了下来。第二年，即一七四四年，我又提议成立一个“哲学学会”，没想到这个计划很快得到了落实。在我的著作中可以找到我为此所写的文章。

    至于防务方面的问题，也相当紧迫。西班牙和英国的战争已经打了好几年，后来法国也参战，加入到西班牙的队伍中，这让我们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为此，州长托马斯不辞辛苦，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说服长老会通过一项民兵法案和其他保卫本州安全的措施，但他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这让我下决心要在人民中征募志愿团队。为了促成此事，我发表了我写的小册子，题目为《显而易见的真理》。在这篇小册子中，我将本州毫无防卫的现实情况指出来，然后强调了征召训练防卫团队的必要性，并表明在几天内我就会提出成立人民防卫团队的建议，到时希望大家能为此签名。令人意外的是，这本小册子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我应邀负责团队的组织和准备工作，并和几个朋友一起草拟了组织方案，决定在大会议厅召开市民大会。当时的情形令我至今难忘，只见会议大厅内人头攒动，我准备了大量印刷好的志愿书，并在厅内各处备好笔和墨水，然后我开始向与会者说明防务方面的各种问题，宣读完志愿书的内容之后，便将志愿书散发下去，大家竟然竞相签名，无一人反对。

    散会之后，我们将志愿书收集上来，发现签名的人数达到了一千二百人。我们又将另外一些志愿书发送到乡下，竟征集到了一万人以上的签名。这些人尽快自我武装起来，组成了连队、团队，并选出了指挥官，每周集中训练一次，主要进行枪械方面和其他一些军事训练。妇女们则集资捐献了丝绸旌旗，并在旌旗上画上图形，写上格言，分发到各个志愿部队中，这些图形和格言都是由我提供的。

    费城团队各连队的指挥官们选我作为上校指挥官，但我自觉无法堪当重任，便谢绝了，然后推荐劳伦斯先生。他是个品德高尚且影响广泛的人，于是大家选他作为军事首长。接着，我认为该募集一些军事费用了，比如在城下修筑炮台、配置大炮等，因此，我建议用发行奖券的方式来募集。果然，款项很快就募集够了，我们就修筑起了炮台。炮架的雉堞是用圆木搭成的，里面填满泥土。我们又从波士顿买来几门旧大炮，但这还不足以防卫，于是又写信到英国，要求他们提供大炮。同时，我们还向有钱的领主们请求支援，虽然我们对此并不抱什么希望。

    与此同时，志愿兵团派我和劳伦斯上校、威廉·艾伦、亚伯拉姆·泰勒一同前往纽约，向克林顿州长借几门大炮。起初他断然拒绝了我们的请求，不过事情出现了转机，因为在和他的僚属们进餐时，我们按照当地的习俗喝了大量的马特拉酒，这让他很满意，立刻转变了态度，答应借给我们十门大炮，到了最后他又慷慨地加到十八门。这些大炮全是优质上等的大炮，能发射十八镑的炮弹，而且还附带着炮架。我们很快将它们运回，装在建好的炮台上。战争期间，团队士兵每天晚上都在这里轮流值勤站岗警戒，而我和其他成员也像普通士兵一样参与其中。

    我在这方面的积极行动得到了州长和议会的赞赏，让他们对我信任有加，经常同我商议各种有益于团队训练的方法。为了团结一切力量，争取到宗教的支持，我提议订立一个斋戒日，以求得到上帝的赐福，推动团队训练的发展。这个建议立刻被采纳，不过这是本州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斋戒，秘书团因无前例可循而没有办法草拟文告。我曾在新英格兰受过教育，而那里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斋戒，没想到这些知识竟在这里起到了作用。于是，我就按照新英格兰通常采用的格式起草了一些文告，然后将其译为德文，印成两种文字，公告全州。这次斋戒使得各派的牧师们也开始召集会友加入训练，如果和平之日很快就到来的话，我想大概所有的教派都会参加到团队训练中。

    我的一些朋友认为我热衷于这些事务会得罪教友会，而州议会中教友会的成员占大多数，这就意味着我将失去对州议会的影响力。有一个年轻绅士，在州议会中认识几个朋友，便想取代我的位置成为议会秘书。他便对我说，议会已经决定解除我的职务，并善意地奉劝我辞职，这样总比被解职要体面些。我曾读过和听过一些公职人员立下的规则：从不谋求职务，也从不拒绝职务。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我说：“我十分赞同这些规则，但还需要有一点补充，即我从不谋求、从不拒绝、从不辞去职务。如果他们要将我解职，并将这一职位让给别人，当然他们可以这么做，但我即使放弃了职位，也决不放弃我适时向对手施以报复的权利。”后来，我再没有听到解职一说。次年，在选举中我又像往年一样当选。大概他们不喜欢我跟参政会交往过密，因为参政会总是站在州长那边的。最近，他们因为军备问题经常同州长争执不休，使得议会长期陷入麻烦之中。我如果离参政会远一点儿，议员们肯定十分高兴。不过我不这么做，他们对此也没有办法，因为不能仅仅因我热衷于团体操练的事务就将我解职。

    我有理由相信，任何议员在保卫国家的事情上绝不会有任何异议，不过就是别指望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罢了。我发现，大多数人虽然反对侵略，却不反对防卫自己，而这批人的数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围绕这一问题，已经发行了许多小册子，里面包含了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其中一些赞成防务的文章是由教友会的优秀成员写的，这些文章说服了不少教友会的年轻成员。

    这时，消防队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了解了队员们的普遍想法。为了购买为建筑炮台而设置的奖券，有人建议动用消防队现有的六十镑存款。不过我们有规定，动用公款的建议提出后，要等到下次会议决定才能通过。消防队共有三十名成员，其中二十二名出自教友会，只有八名是其他教派的。我们这八人准时出席了会议，也想到教友会中应该有人站出来支持我们，不过绝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二十二名教友会的成员，只有一名成员即詹姆斯·莫里斯先生公开表示反对这项提议。他对这项提议深表遗憾，因为他坚信，所有的教友会成员都会反对这项提议，而这可能会直接导致消防队解体。我们对他说不会发生这种事的，因为我们只是少数票，假如教友会的成员都持反对意见，那么按照消防队的规则，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很快到了投票时间，有人建议开始投票表决，他说这符合规则，但请稍等一会儿，因为很多教友会的成员都会出席会议反对此项议案，等他们都来了才能保证投票的公正。

    正当我们争执不下时，有人传话告诉我，楼下有两名绅士希望能跟我说话。我下楼后，发现是教友会的两名成员，他们告诉我附近的酒馆里聚集着八位教友会成员，如果有必要，他们就立即过来投票赞成我们。不过他们还是希望这种事不要发生，因为一旦他们投了赞成票，就会跟长老以及其他教友发生冲突。听到他们的话，我心里有了底。返回楼上后，我们表面上稍作犹豫，然后勉强答应延长一个小时再投票。对此，莫里斯先生认为很公正。结果，他所期望的投反对票的教友一个都没出现，这让他大为吃惊。一个小时过去后，我们照常进行了投票，结果八比一。教友会成员中有八名投了赞成票，另外十三名缺席则表示不打算投反对票，那么真正对防务持反对意见的教友会成员的比例就是一比二十一。这二十一人统统是教友会的忠实信徒，有着良好的声誉，而他们也十分清楚本次会议要决议的方案。

    教友会有一位德高望重而又博学多才的罗根先生，写信给他的教友们，宣称他赞成防卫提案，并且强有力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他交给我六十镑购买奖券，说无论中了哪一等奖，都全部用于修建炮台。之后，他还给我讲了一下他的老主人威廉·潘恩关于防御战争的事迹。年轻的时候，他是领主潘恩的秘书，跟着领主从英国乘船而来。当时正值战乱，他们的船被当成了敌船，被一艘武装舰紧紧尾随。船长做好了抵抗的准备，然后转向威廉·潘恩和其他教友会朋友们，表示自己不指望他们来帮忙，他们也不必冒险，可以退到船舱里去。所有人都下去了，只有詹姆士·罗根选择留在甲板上作战，船长于是让他看守一门大炮。后来他们知道，那只紧紧尾随他们的船不是敌船而是友船，因此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当罗根先生跑下去将这个喜讯带给大家时，威廉·潘恩严厉地指责了他，认为他留在甲板上帮助防御的行为违背了教友会的原则，况且船长并没有要求他们帮助防卫。罗根在所有人面前遭受如此责备，心中十分恼火，于是回答道：“既然我是您的仆人，为什么不命令我下船呢？当您认为危险降临时，我看您倒是很情愿我留在甲板上抵御敌人。”

    我在州议会供职多年，议会中大多数议员都是教友会成员，因此我常常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每当英国国王下达命令，要他们筹备军费以备战争需求时，他们便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因为这与他们反对战争的原则是相违背的。他们不能得罪政府而断然拒绝，但又不肯违背教规而失信于教友。于是，他们只能找出各种借口来推托，实在推托不掉时，就用各种托词加以掩饰，最后往往以“为国王所用”为借口拨款，至于究竟用到了哪里，没有人再关心。

    如果要求拨款的命令并不是来自国王，那么以上这个借口就不适用了，便得另想他法。比如，当需要火药时（我想这是给路易斯堡守军用的），新英格兰的州长便请求宾夕法尼亚州给予支援。于是托马斯州长敦促议会通过这项决议，因为火药对战争来说是必需品，但议会绝不会同意拨款去购买火药，他们最多只能投票赞成支援三千镑，这笔款由州长自己掌握，但必须用于购买面包、面粉、小麦和其他粮食。参政会的人劝州长不要接受这笔款项，因为这并不是他想要的东西，接受它只能让自己颜面扫尽。但州长却回答说：“我当然要拿这笔钱，他们的意图我再清楚不过了，所谓的其他粮食即是火药。”于是，州长拿着那三千镑购买火药，也未见任何人反对。

    从这件事中我得到了启发，在消防队里，当我们担心购买修筑炮台的奖券的提议不能通过时，我就对队里的一位朋友辛格先生说：“假如我们的这项提议不能通过，那么就另外提一个新的，说用这笔钱来买灭火器，这样教友会的人肯定不会反对。”于是我们两个组成一个购买委员会来办理这件事，然后堂而皇之地买回一台大炮，因为大炮就是灭火器1（灭火器和大炮在英文中为同1此处原文是“fire-engine”，意思是“救火机”，即灭火器。但如果照字面解释，也可说是一架“火机”，即大炮。

    一个词）。他说：“我明白了，你在议会这些年真是长进不小，这一语双关的提案跟‘小麦和其他粮食’如出一辙啊！”

    教友会之所以总是处于这种尴尬的局面，是因为他们曾确定并公布了这样一条教规：凡战争即非法。教规一旦宣扬出去便很难再推翻，尽管他们很有可能已经改变了立场。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教派，它的做法就十分谨慎，这就是浸礼会。教派成立不久，我就认识了它的创始人之一迈克尔·韦费尔。他曾向我诉苦，说他们是如何受到其他教派的排斥和诽谤的，虽然很多人对浸礼会一无所知，却指责浸礼会有着令人憎恶的教义和行为。我安慰他说，任何新教派成立初期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并建议他最好能发表一篇文章，将他们的信仰和教规写出来，这样就能消除这些恶意中伤。他说他曾提出过这个建议，但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意。至于理由，他这样说：“当初我们聚集起来成立这一教派，是上帝启迪了我们，点亮了我们心灵的智慧，让我们看清了原来信奉的真理事实上却是谬误的教条。上帝不时地给予我们教诲和指导，这使我们的教义得以不断改进，谬误不断减少。现在，我们不敢肯定已经达到了心灵之学或神学理论的顶峰，因此担心一旦将教条公布，就会受到它的限制和束缚，进而不会再有提高。而我们的后人更会如此，认为先人确立的教条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更不敢越雷池半步。”

    一个教派能做到如此谦逊，我想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都难以找到。其他教派总是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全部真理，如果谁与他们的观点不同便是大谬和异端。这就像一个人行走在大雾中一样，走在他前面的人看上去被迷雾包围着，走在他后面和两边田野里的人也同样被迷雾包围着，只有那些靠近他的人才能被他看清，其实他不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一样被浓雾包围。教友会遇到的种种尴尬境地，让他们常年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最近几年，他们已经逐渐淡出议会和政府公职，因为他们宁可选择放弃权力，也决不放弃教义。

    走近科学和教育

    按照时间顺序，我早该讲一讲发生在一七四二年的一件事了。那一年，我发明了一种能使屋内变暖，又节省燃料的炉灶——开炉，之所以节省燃料，是因为当冷空气进入时就已经被加热了。我做了一个炉子模型，并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了老朋友罗伯特·格雷斯先生，他有一个制铁厂。随着炉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他发现为这种炉子生产铁板是十分赚钱的买卖。为了扩大销路，我还发布了一本小册子，标题就是《新发明的宾夕法尼亚州的铁炉说明书》，书中特别阐明了炉子的结构和使用方法；在室内取暖方面无可取代；凡有疑必答，有任何异议必解释，等等。

    这本小册子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应，托马斯州长对我所描述的炉子的结构十分有兴趣，于是答应给我几年的专利，而我基于以下原则谢绝了。我始终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即既然我们已经从别人的发明中得到了极大的便利，现在就应该为自己做出的一点儿回报而感到高兴，因此，应该将发明无偿奉献给社会。

    伦敦有一个铁器商人从我的小册子中剽窃了不少东西，之后，他稍加改造就宣称这是他自己的发明了。不过，因为对炉子的结构做了些许变动，也就影响了炉子的使用效果，但这还是让他在那里取得了专利权，发了一笔小财。这并不是我被窃取发明的唯一案例，尽管有些人并没有成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为此争辩，因为我也没有指望通过专利谋取利益，我本身就讨厌这样的争辩。总之，这种炉子在家家户户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甚至推广到了本州以外的其他殖民地，为居民省下了不少木材。

    战争结束后，我们的防务团队也就结束了训练，现在我又有精力投身于办学院这件事上了。第一步，我先邀请了一些热心的朋友，其中大多数都来自“君托社”；第二步，我撰写并印发了一本名为《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之建议》的小册子，然后将这些小册子免费送给当地有地位的人士，等过一段时间，我认为他们已经仔细阅读完小册子并在心理上做好准备后，便开始为筹办学院募捐。捐款每年交一次，五年内交清。争取这种分期交款的方式，我估算着募集的款项会多一些。事实上的确如此，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募集到的款项总额不下五千镑。

    在建议书的序言部分，我做了些说明——兴办学院的提倡者并非是我，而是一些热爱公益的绅士们。这是我另一条办事原则，即凡是公益事业，我会尽量避免向公众宣布我是某项公益事业的发起人。

    为了尽快落实这个计划，捐款人从他们中间选出了二十四个理事，又指定了两个人起草学院管理的章程，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检察官弗朗西斯。章程起草完毕后，大家签字通过，然后租房子，聘教师，学院就正式开课了。我想，这大概也是同一年（一七四九年）的事了。

    学生的人数正在不断地增长，我们租赁的校舍很快就装不下了，所以只能另外寻找一块地皮，另建校舍了。上帝保佑，我们幸运地得到一座现成的建筑，稍作改建后，便能适用于教学了。这座建筑正是我前面提到过的，怀特菲尔德牧师捐资建造的那个大会场。

    应当指出的是，这座建筑是由不同教派的人捐资兴建的。房子和地皮的保管工作由托管委员会负责，当时事情办理得很谨慎，没有让任何一个教派占据优势，为的就是避免日后有的教派利用此种优势而将建筑独占，这不符合当初修建的意图。因此，当时是由每个教派提名一人出任理事，即英国国教一名、长老会一名、浸礼会一名、兄弟会一名，等等。如果出现了死亡空缺，将由捐款人在该教派中补选一位继任人。后来，兄弟会因为跟其他教派不和，在兄弟会的理事死后，他们便决定不再推选这个教派的人做理事。可这又面临另一个难题了，即在选举新理事时如何避免同一个教派有两名理事。有几个被提名的人均因为上述原因而没有获得通过。最后，有人提名我。他们大概看到我是个诚实的人，又不属于任何教派，这两条足以让他们说服所有人选我担任理事。

    那时，大家早没有了修建这座建筑时的那股热情，理事们再也无法募捐到新的款项来维持地皮的租金，以及偿还当初建房时欠下的债务，种种问题让他们感到棘手。而现在，我成为两个委员会的理事，一个是这座建筑托管委员会的理事，另一个是学院管理委员会的理事。这十分有利于同双方的理事会进行商洽，使他们最终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这座建筑的托管委员会同意将它转给学院管理委员会，所有债务也一并转移；这座建筑在改为学院后仍然会保留最初的建筑意图，即开辟出一个大房间用来供外来传教士布道使用；同时，还要开办一所免费学校，供穷苦人家的孩子接受教育。

    双方据此签订了书面协议，在偿清债务后，学院便接手了房产。我们将高大的厅堂分为上下两层，每层隔出若干个房间作为教室，又在周围购买了几块地皮，将环境尽量改造得符合教学所需。学生们随即搬进了这所新学院。而召集工人、置办建材以及督促工程等操心事和棘手事则一股脑儿地落在了我的身上。不过我倒是乐此不疲，因为这并不妨碍我的私人业务。一年前，我跟踏实能干且勤奋诚实的大卫·霍尔先生合伙经营，我对他十分了解，因为他曾经为我干过四年。他从我那里接管了印刷店事务，定期送上我应得的分红。我们的合作持续了十八年之久，双方都很成功。

    一段时间后，学院管理委员会领到了政府颁发的执照，组成了社团。由于英国方面的捐款，学院的基金增加了不少；由于领主的捐赠，学院的土地也扩增了不少；州议会也下拨了不少资金。就这样，我们的费城大学建成了。从它的建立之初，我就是理事之一，到如今已经过去四十年了，看到众多青年从这里走出来，成为声誉卓著和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我感到无比的欣慰。

    之前我说过，我已经从私人业务中解脱了出来，而且手头已经有了一笔财产，虽然数目并不巨大，但也足够了。这时候，我便开始利用空闲时间进行哲学研究和休闲娱乐活动。我购买了全套的斯宾塞博士的仪器，兴致勃勃地做起了电学实验。斯宾塞是从英国前来讲学的。不过闲暇下来的我却被公众抓住不放，要我为他们服务，政府各部恨不得让我同时为他们效力。州长让我进治安委员会；市政会议选我当市政会的议员，后来又选我当参议员；多数市民选我当州议员，以便在州议会中代表和维护他们的权益。我对州议会议员一职倒很有兴趣，因为作为州议员的秘书，我已经厌烦了坐在那里听议员们的辩论，我不能加入任何一方，只能在纸上乱画圈圈框框以解烦闷。我想我成为议员后，就有了发言权，这样就能做更多好事。当然，我并非对这些提拔无动于衷，还是感到很骄傲的。想到我出身卑微，这些提拔对我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尤其令我骄傲的是，这些靠的是我个人的努力和公众的信任，而不是靠投机钻营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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