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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治安委员会干了一段时间后，参加了几次庭审，旁听了别人审理案件的过程，发现我所掌握的法律知识不足以让我担此重任，我就渐渐退出了这项工作，所找的借口就是州议会还有重要的立法工作要我去做。这十年来，我每年都当选为州议员，而且没有一次要求公众为我投票，也从未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过当选的愿望。在我当了州议员后，州议会秘书的职务便由我的儿子担任。

    第二年，由于要同印第安人在卡莱尔签订条约，州长便给议会发函，建议从州议会中提名几位议员和参政会成员组成一个代表团去签约。州议会指定了议长诺里斯先生和我，我们奉命前往卡莱尔，见到了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酷爱喝酒，不醉不休，喝醉之后又变得吵吵闹闹，场面一片混乱，于是我们对他们下达了严格的限酒令。他们对这项限制措施抱怨纷纷。这时我们便告诉他们，如果能在谈判期间不饮酒的话，条约签订完成后，我们将提供给他们足够的甜酒。他们同意了，因为在谈判期间他们也的确买不到酒，这让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双方对结果十分满意。之后，他们就跟我们要酒喝，我们慷慨地送给了他们许多酒。那是一个下午，大约有一百个印第安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聚居在城外一个临时搭建的方形木屋里。到了晚上，我们听到那里人声鼎沸，便同代表团的成员们一起去看个究竟。到了那里，发现他们在广场中央燃起了篝火，全都喝得酩酊大醉，男人和女人们争吵着、殴打着。借着篝火的光亮，我们看到他们半裸着黝黑的身躯，举着火把，口中发出可怕的怪声，互相追逐厮打，简直就是一派人间地狱的景象。打闹声一直持续了很久，我们便回到了住处。到了午夜，一群印第安人来敲我们的门，向我们索要甜酒，我们不予理睬。

    到了第二天，大概是酒醒之后，他们终于发现自己有失体统，并冒犯了我们，就派了三名长老向我们道歉。不过他们居然把罪魁祸首归为甜酒，接着又为甜酒开脱罪名，说：“伟大的神创造了各种东西，每一样都有它各自的用途，既然造出了一样东西，我们就应该把它的作用发挥出来。神创造了甜酒，而且说‘这酒是给印第安人喝醉用的’，所以我们当然要遵旨行事。”的确，假如上帝的旨意是想要消灭这些野蛮人，而为拓荒者空出位置的话，那么甜酒用于这个目的大概没有什么错，因为之前沿海一带的那些部落已经被酒消灭掉了。

    城市的医疗和卫生

    一七五一年，我的一位好朋友托马斯·邦德医生想在费城创立一所医院（这个计划十分有益，人们后来将它归功于我，其实最初提出设想的是他），用来接受和治疗无钱看病的患者，不管他们是本州人还是外地人。邦德始终积极而热情地为这项事业筹款，但这个计划在美洲还是个新生事物，人们并不了解它，因此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最后，他来到我这里，对我进行了一番恭维，说少了我的参与，没有哪项公益计划会成功。他说：“每当我向别人募捐时，他们总要问，‘这事富兰克林参与了没？他是怎么想的？’当我告诉他们还没有同你商议时，他们就放弃了捐款，只是说会再考虑考虑。”于是，我认真地向他了解这项计划的性质和益处，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和说明。接着，我不但自己捐了款，而且热心地为他设计募捐的方案。我的做法一般是这样的：在募捐之前，我会设法围绕这项计划在报纸上撰写文章，好让人们有一个心理准备。这次他把这个步骤省略了。

    一开始，人们纷纷慷慨踊跃地捐资，但没过多久就越来越少。我看这大概是因为少了议会的帮助，这样下去是不可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的，于是我提议议会拨款，议会同意了。不过，代表乡村的议员们却不赞成拨款，他们反对建设医院的计划，认为这仅仅有利于城市人，应该由城市市民支付这方面的费用，而且他们怀疑城市市民是否也赞同这一计划。我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人们对这项计划相当支持，筹集到两千镑的捐款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们却对此表示怀疑，说我对此高估了。

    面对这个局面，我想出了一个办法，请求议会通过一项提案：让捐款人组成一个社团，并按照他们的要求拨出若干资金。州议会之所以答应提出这个议案，是因为他们考虑到一旦多数人不赞成它，还可以在议会上将其否决。我的目的则是提出一个重要条款作为附加条件，这个条款是：经本议会决定，该项目的捐款人必须开会选出经理和财务主管，并筹集到若干基金（把该基金的年利息用于在医院就诊的穷苦病人的住院费、伙食费、护理费、诊治费、医药费等）。如果议长对筹集到的资金数额感到满意，那么议长应将这项提案视为合法，并签发命令通知州金库支付两千镑。这笔钱可在两年内付清，用来支付医院的创立、修建、装备等费用。

    这一附加条件使议案得以通过。那些原先持反对意见的议员认为，既然不破费分文就能获得一个乐善好施的美名，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投了赞成票。在募捐时，我们故意向人们透露议案中那个附加条件的条款，这无疑也是一种动力，因为每个捐款者都好像捐了两倍的金钱。这样，附加条件的条款在两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捐款金额很快就超过了所需数字。我们将它上报给议会，也得到了议会的捐款，建造医院的计划终于得以实现了。很快，一座方便、美观的建筑就建成了。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医院确实十分有用，直到今天仍然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想，在我一生所有成功的计划中，没有哪一项比这件事更让我愉快的了。现在想想这件事如此成功，就不必计较当时所施展的一点儿小诡计了。

    正在此时，又有人造访我，向我提出了一项计划，他就是吉尔伯特·泰龙特牧师。不过他是想请我帮忙募集资金来建造一座新教堂。这座教堂是用来供长老会的教友，也就是以前追随怀特菲尔德先生的信徒们聚会用的。我不愿因频繁的募捐而招致市民的反感，便拒绝了他的请求。但他还是不甘心，希望我能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列出一份慷慨大方又热心于公益事业人士的名单。但我不想让这些好心人刚刚赞助过我之后，又遭受其他募捐者的纠缠，这么做实在太不仗义了，于是我也拒绝了这个要求。最后，他说至少能从我这里得到一些建议。我说：“这倒可以。首先，我建议你去拜访那些你认为会捐款的人，向他们募捐；其次，你带着已捐款人的名单，去找那些你不确定是否会捐款的人，给他们看名单，然后请他们募捐；最后，不要放弃那些你认为肯定不会捐款的人，因为其中总有一些人，你会估计错误的。”他听了十分高兴，连连向我道谢，说一定会按照我的方法去做。果然他成功了，他向每一个人募捐，获得的捐款金额甚至超出了原计划。于是，他用这笔钱在拱门街建造了一座气势恢宏的教堂。

    费城虽然规划得井井有条，又颇具美观，街道宽阔且横平竖直，两街相交呈直角，不过街道的路面却因长期缺乏修缮而成为整个城市的败笔。每到下雨天，沉重的车辆驶过街道后便留下深深的碾印，大街立刻变为泥淖，路人很难通行；而在干燥的日子里，则尘土弥漫，令人呼吸困难。我住在泽西市场附近，每当看到居民们小心翼翼地踩着泥浆去购买日用品的情形时，心里就十分不快。最后，市场中央终于铺上了一条砖路，在市场里面。人们能保持脚下的干净，但在去市场的路上仍旧会沾满泥土。我同其他人讨论了这个问题，又写了一些文章，终于起了点儿作用，至少住宅前的街道两旁铺上了砖，一直通向市场。这样，行人从居民区走到市场就比较方便了，再不会把鞋子弄湿或弄脏。不过街道的其他地方并没有铺上砖，当马车从泥泞的地方行驶到这里时，又会把泥土带过来，很快，铺上砖的路又成了烂泥滩。不要指望有人清理这些泥土，因为城市从来没有清洁工。

    经过几番查访，我终于找到一个贫穷但勤劳的人，他愿意从事街道清扫的工作，且答应每周清扫两次，还负责将垃圾从居民的门前清走，他的酬劳是每周六便士，由每户每周支付。然后，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指出这笔小小的费用就能改善和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比如，鞋子不再带一大摊泥土回家，这就保证了室内清洁；顾客很容易就能走进商店，店家就会有更多生意；刮风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店里的货物上落满沙尘，等等。然后，我将文章印好分发出去，保证每户都有一份。一两天后，我便挨家挨户去问是否同意支付六便士，大家最后一致同意。在那段时间里，垃圾清运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城内所有居民都因为市场周围干净的路面而感到心情舒畅，这件事给所有人带来了便利。于是，一个更大的想法在大家心中萌生：为何不将城市所有的道路都铺起来呢？他们十分乐意为这个项目纳税。

    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草拟了一份城市铺路计划的议案，将它提交给议会。这是在我去英国之前，大概是一七五七年的事。直到我离开后，这个议案才通过，但在平定税额的方式上做了些变动，我不太赞成这些变动。不过议案中附加了一个设置路灯的条款，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这要归功于一个平民百姓——已故的约翰·克利夫顿先生，他率先在自家门口装了一盏灯，使得大家看到了路灯的实际效果。这盏灯令人印象深刻，于是有人提议应当把全城都照亮。

    有人将这项公共事业发起人的荣誉给了我，其实这项殊荣应该给克利夫顿先生，我不过是照他的样子，在改变路灯的形状方面提供了一些意见。我们的路灯在形状上与之前从伦敦购买的灯有所不同。伦敦那种球形灯存在种种不便：灯的下面不通空气，一旦灯内进了烟雾也无法从上面排出，只能在灯罩内打转，最后吸附在灯罩壁上，很快就让灯光变得暗淡。这样，你就必须每天擦拭灯罩，擦拭的过程中难免碰坏，如此一来，整个灯罩就成了摆设。因此，我建议灯罩由四面平板玻璃拼成，上面装上长烟筒以便排出烟雾，下面留下缝隙用来通气，促使烟雾上升。这样一改进，灯罩就能保持干净，不会出现像伦敦那样照不了多久就暗淡下来的情况。我们的路灯彻夜长明，就算偶尔碰坏一块，也不过是换一块玻璃那么简单。

    我有时会感到十分纳闷，伦敦沃克斯霍尔街区的球形灯下面有一个小孔，因此能够有效地保持灯的清洁，伦敦人为何不能从这一点受到启发，在他们的路灯上也开个底孔呢？不过，这些小孔其实另有用途，他们将一条麻线穿过这些洞，使得火焰能够迅速通过灯芯。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可以起到流通空气的作用，这就使得伦敦街道上的灯在点燃几个小时后就会变得十分暗淡。

    这个小小的改良让我想起了一桩往事，即我在伦敦时，曾向福瑟吉尔博士建议过一件事。福瑟吉尔博士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为杰出的一个，他是一位公益计划的卓越倡导者。我见过伦敦的街道在晴天时从不打扫，灰土积少成多，到了雨天，石砖路也就变成了泥浆路，行人寸步难行。几天后，泥浆越积越多，越来越厚，只有穷人会用扫帚扫出一条小道来，其他街道仍旧不可通行。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人们才会花费很大的力气将泥土铲起来装进马车里运走。走在凹凸不平的道路上，车上的泥土又会从两边纷纷落下，令人很是恼火。那么到底为什么不清扫街面呢？原来是街道的商铺和住户怕扬起的灰尘飘进自己的店里和家中。

    其实，清扫街道未必需要很长时间，我也是通过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才知道的。一天早晨，我在克莱文大街的寓所门口，发现一位穷妇人拿着一把桦树枝做的扫帚清扫街道，她看上去苍白、羸弱，像大病初愈一般。我上前问她，是谁雇她在那里清扫的，她回答：“没有人雇我，因为我很穷，在富人家门前扫地，是希望他们能施舍给我些什么。”于是，我让她把整条街清扫一遍，然后付给她一先令。当时是九点整，到了十二点，她便来向我要钱了。我当时有些怀疑她是否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因为我看她开始干活时动作很慢。我便派了一位仆人前去检查，仆人回来向我报告说整条街清扫得十分干净，所有灰尘都堆放在街中央的阴沟中，下次下雨就会被冲走。这样一来，不管街道还是阴沟都会变干净。

    那时我就在想，既然一个年老体弱的妇人只花三小时就能清理完一条街道，那么一个正当壮年的男人大概能在一个半小时内完成这项工作。这里我要补充说明一点：在那条狭窄的街上，中间一条沟要比街两边各有一条沟便利许多。因为在雨天，街面上的雨水会从两边汇集到路中央，然后形成一股强大的水流，把留在阴沟的泥土冲刷干净；但如果分成两条沟，那么汇集的水量就不足以冲刷泥土了，只能使泥土变成泥浆。这样，车轮和马蹄就会将泥浆带到人行道上，弄得满地肮脏湿滑，有时泥浆还会溅到行人的身上。

    这些情形让我向那位仁慈的博士提出以下建议：“为了更有效地清扫街道，保持伦敦和威斯特敏斯街道的干净，我建议雇用一批清洁工人，同他们签订合同，让他们在晴天清扫街道上的泥土，雨天将积土刮掉，每人可以承包几条街道和附近的小巷。可以提供扫帚和其他工具给他们，让他们将这些东西放在固定地段妥善保管，以便给穷苦人使用。

    “在干旱的季节，清扫工作应该在商店和住户开门之前完成，然后每隔一段距离便将清扫出来的垃圾堆起来，最后再由清洁工装车运走。泥土堆积起来后，应该避免车轮和马蹄碾踏，以防止再次使泥土四处飞溅。配置的清洁车不应该是那种高高地放在车轮上的马车，应该是放置于低矮的滑轴上的车。滑轴的底盘应该做成格子状，上面铺上一层稻草，这样泥水就可以透过稻草渗透下去，而泥土仍然保留在车上，另一方面也大大减轻了车身的负重，因为泥土的主要成分水已经渗下去了。马车应该在离泥土堆积之处较远的地方放置，先用手推车将泥土送到马车那里，等泥土沥干水分之后再由马车运走。”

    这条建议的后半部，不知道是否具有可行性，因为有的车道很窄，要找一个不碍事的位置来停放沥水车，实在有些困难。但我认为建议的前半部分还是可行的，即要求在商店开门之前将垃圾清理干净，这在夏季是行得通的，因为夏季的天很早就亮了。记得有一次，我在早晨七点钟沿着河滨街和舰队街散步，那时太阳已经出来三个小时了，天色已经大亮，却没有一家商店开门营业。伦敦的居民宁愿点着灯干活，也要在日光下睡大觉，还抱怨蜡烛税太高，油烛价格太贵，听起来真是荒唐可笑。

    有人大概认为这些琐事不劳费心，但是一旦起风，那些灰尘就会吹进人们的眼中和商店里。如果这还算微不足道的小事，那么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发生同样的事情，而且屡次出现，那这件事就显得意义非凡了。这时，他们若再去指责那些总拿小事做文章的人就显得过分了。人类的幸福，并不在那些千百年难遇一次的大事件上，而是由每天日常生活中点滴的利益积累而成的。

    如果你能教一个贫穷的人学会自己修面，并把剃刀妥善保管好，这比送他一千个畿尼更能让他幸福。因为你给他的那些钱，转眼间就会花完，而剩下的只能是对冲动花钱的懊悔。但如果他自己学会了刮胡子，那么不但可以省下请理发师修面的费用，而且可以省下等待修面的时间，同时还避免接触到理发师那脏兮兮的手、令人难以容忍的喘息声以及迟钝的刀片。他可以在自己家中，选择任何方便的时候刮胡子，不受时间限制，更能享受用锋利的剃刀刮胡子的乐趣。

    我正是怀着这样的感情，有些冒昧地提出了以上建议，目的是给这座城市的建设带去些许有益的启发。我热爱这座城市，在这里愉快而幸福地生活了许多年，我还希望这些启发对美洲的其他城市也有用。

    美洲邮政局局长曾一度聘请我做审计员，审查几个分局并调查一些邮政职员。这位局长于一七五三年去世，之后，我和威廉·亨特先生共同继任了这个职位，是由英国邮政总局局长发来的任命书。在这之前，美洲邮政局从来没有向英国邮政总局缴纳过钱物，假如我们能为邮政局多盈利六百镑，那么这笔钱就可以被我们两个人平分。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很有必要大刀阔斧地进行一番改革。

    当然，在一开始，这些改革是不可避免地要花些钱的，所以在头四年，我们为邮政局投入了九百多镑，但不久之后，我们便得到了补偿。后来，我被一位任性的大臣撤了职。在撤职之前，我们上缴给英国国王的纯利润相当于爱尔兰邮局的三倍，但自从我被随意撤职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拿到过一文钱了。

    由于邮局方面的事务，让我有机会去了一趟新英格兰。在那里，剑桥大学主动授予我文学硕士的学位；之前，康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也主动给我颁发过这类荣誉。从没有上过大学的我，却获得了如此殊荣，这全要归功于我在自然哲学中对电学理论方面所做的改进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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